您的当前位置: 首页 >> 精彩辩词 >> 文章正文
赵某故意杀人案代理词
阅读选项: 自动滚屏[左键停止]
作者:  来源:  阅读:

 

    赵故意杀人案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涉及中国、挪威和匈牙利三国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赵故意杀人案,历时三年之久,今天在中国法院公开审理。我受被害人亲属的委托和北京学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受害人的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依法维护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首先,我对受害人不幸被害英年早逝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其家属表示真诚的慰问,对中国公民在境外剥夺受害人生命的行为表示遗憾,对杀害受害人的凶手表示极大的愤概,同时也对挪威和匈牙利国家对中国法律的信任表示感谢,对挪威王国的律师对本人代理工作的良好配合表示感谢,对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律师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表示感谢。我相信通过此案的审理过程,使涉案地的欧盟国家更好地了解和信任中国的法律,看到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进步,体会到中国司法机关的公平、公正。接受委托后,我详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又参与了今天的法庭调查,认真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和辩护人发表的辩护词以及被告人的辩解意见。本律师完全同意检察机关对其指控意见,被告人赵某故意杀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准确,为维护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协助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对被告人赵某做出罪罚相当的公正判决,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故意杀人罪名准确

    代理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故意杀人罪名准确。

主观上被告人具有非法剥夺受害人生命的故意和目的。根据被告人赵某的供述内容可以反映出,2010年8月,从因受害人提出终结恋爱关系产生杀人之念,到将受害人接到宾馆后决定将受害人杀死,以至实施杀人行为以及杀人后逃离现场的全过程,被告人杀人动机和目的是清楚的,剥夺受害人生命意志是坚定的,没有丝毫犹豫。

客观上被告人实施了杀死受害人的行为。从被告人交待和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将受害人接到自住的宾馆杀害是有预谋的,并不是一时激愤。将受害人杀害的想法产生于受害人拒绝与其恋爱关系后,将受害人接到宾馆的目的就是要剥夺受害人生命。当受害人到宾馆后乘受害人不备机,用胳膊将其脖子勒住,欲致受害人死亡,当被告人发现受害人被勒倒并未死亡时。又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向受害人脖子猛刺数刀,致受害人当场死亡。

以上情况证明,被告人主观目的是希望和追求受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客观上积极实施了杀人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的上述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故意杀人罪的罪名是正确的。

 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和量刑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标准。

被告人故意杀人的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被告人的供述

在本案卷宗中,被告人共有七次供述,在被告人多次交待中,对杀人的过程交待的是一致的,口供是稳定的,被告人交待的与受害人交往的内容和杀人的过程与现场勘查记录尸体检验报告是吻合的。

2、证人证言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物证签字(2013)4115号物证鉴定书。经鉴定认定:2013年8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送检的“赵某涉嫌故意杀人案现场玻璃杯上提取的手印与送检的赵某右手食指指印样本为一人所留。”该签定证明被告人到过受害人被害现场。

4、现查勘查记录。

5、现场提取的作案凶器弹簧刀的辩护笔录。证明现场提取的凶器是被告人使用后遗弃现场。

6、北京市公安局京公强司鉴(2011)精鉴字第214号精神病司法鉴定书。该鉴定书认定:“被鉴定人(被告人)诊断为无精神病。2010年8月28日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及控制能力存在,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此鉴定结论证明,被告人作案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应承担完全刑事责任。

    三、量刑意见

我们对被告人的量刑意见是,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判处无期徒刑。主要理由是:

(一)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是直接故意杀人,应处以重刑。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判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从法条规定的量刑顺序上,对于故意杀人的量刑时,首先考虑的是死刑,如有法定从轻、减轻或酌定从轻情况下,才考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被告人赵某故意杀人案件,如发生在我国境内,无论从实施的手段上,还是危害后果及社会影响上,是完全可以判处死刑的。本案犯罪发生在废除死刑的匈牙利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移送我国审理时匈牙利国家的要求,做出了被告人在可能判处死刑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的承诺。作为受害人的亲属和代理人,我们尊重和理解犯罪发生地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承诺,但我们认为,此承诺只是针对此案的特殊性做出的,在具体适用时并不能改变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犯罪量刑的最高刑标准规定,并不能说明不考虑对被告人残暴杀人可能判处死刑的情节因素,并不意味着以无期徒刑为基点,考虑本案存在的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情节,在无期徒刑以下决定刑罚。对被告人在除死刑外按最重的刑罚无期徒刑进行处罚,其本身就包括了案件中存在的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情节的因素。因此,对被告人应选择在死刑之外最严厉的无期徒刑进行处罚。

(二)被告人故意杀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

被告人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准备有预谋的杀人。被告人在接受害人到宾馆前已产生杀死受害人的想法,接到宾馆后,当受害人还向其展示新衣时,乘其不备,用胳膊从受害人身后猛勒受害人颈部,欲将受害人勒死,受害人惊鄂之余呼唤被告人的名字,但并未使其产生怜悯之心而中止犯罪,而是将受害人勒倒在地,特别残忍的是当被告人见受害人嗓里发出咕咕求生的声音时,为达到受害人死亡的目的,竞用弹簧刀猛扎受害人颈部数刀,致受害人当场死亡。现场状况残不忍睹。

(三)社会影响极坏,危害后果特别严重。

案件的社会影响程度也是量刑因素之一,特别是重大恶劣的暴力案件。本案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案件,涉及匈牙利、挪威和中国三个国家。被告人虽是个人犯罪,但其残暴杀人行为,不仅剥夺了受害人年青的生命,危害了犯罪所在地国家的社会秩序,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声誉和中国人的形象,具有恶劣的国际影响。

此案的危害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被告人残暴的杀人行为,不仅剥夺了受害人年轻的生命,而且了毁灭其家庭的幸福。受害人是一个懂事孝心的女孩,受害人的父母对女儿疼爱有加,视为生命,女儿的被害使其父母精神遭受巨大的打击,痛不欲生。受害人的父亲在挪威经营一家较大的企业,经营效益稳定,但由于痛失爱女的打击,使其一病不起,由于精神刺激无意经营生意,使经营出现严重亏损。现一提起爱女,经常潸然泪下,不能自制。受害人母亲是挪威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是律师事务所的核心业务骨干,有大量的重要客户,年营业收入额二百余万挪威克郎,同时还经营一处山庄,由于女儿的不幸遇害,其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无法正常开展业务,不得不将客户业务转交他人,许多固定客户严重流失。根据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确认书,2010年至2013年,因此案减少的经营收入高达三百余万挪威克郎。受害人母亲提出赔偿三百余万的减少营业收入的要求,除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此诉求反映出被告人社会危害性,使其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

(四)犯罪后不积极对受害人家属进行赔偿,未得到受害人亲属的谅解。

    剥夺他人生命的案件,向受害人表示诚恳的歉意,积极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是认罪态度最基本的体现,被告人赵某残忍杀害受害人后,并没有任何悔罪的表现,从整个卷宗的赵某的供述中,没有一句对自己罪行忏悔和对死者及家属道歉的意思表示。也未表示对其行为给受害人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赔偿,赵某的家属也未向受害人的亲属表示道歉,做出发自内心真诚的赔偿的意思表示。赔偿是不以受害人家属谅解为前提的,刑事赔偿不能讲对价,不应附加任何前提条件。赔偿不是施舍,而是对杀人侵权行为所依法付出的代价。如果是真心,将赔偿款可以直接送到法院或受害人家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政策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规定,对因邻里纠纷、民事、婚姻家庭关系引了的刑事案件,如果被告人赔偿得到受害人谅解情况下,可酌情考虑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从轻处罚。本案是一起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极其严重的杀人案件,并未得到受害人亲属的谅解,受害人的父母表示决不对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进行谅解,他们认为对杀人凶手的原谅,就是对女儿的亵渎。特别是受害人的父亲,为达到严惩凶手的目的,甚至放弃诸多赔偿请求。他们提出将案件移交中国审判请求和不远万里到中国参加庭审行为,目的就是要看到杀人凶手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告慰女儿在天之灵。

(五)关于本案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问题。

1、自首是否从轻判处问题。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自首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但不是必须从轻处罚。在对犯罪危害极大、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极为恶劣的,也可以不从宽处罚。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要根据犯罪人故意杀人的动机手段和犯罪结果以及社会影响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对于罪行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对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

在本案中,被告人即有从重情节,也有从轻情节,被告人为感情之事,无视国法,在境外故意杀人,手段残忍,采取极端手段剥夺了受害人年青的生命,是法定的应当从重处罚情节,被告人犯罪后的投案自首行为,是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在从重和从轻情节并存的案件中,在一般情节下,是可以考虑从轻处罚的,但在此案中,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的自首情节是不足以抵消应当从重处罚情节的。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在情节不是特别恶劣的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在判处死刑情况下,可以不立即执行。本案如发生在国内,被告人是应判处死刑的,如其自首情节成立,可以不予立即执行,宣布缓期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不判其死刑的承诺,本案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事实上,判处无期徒刑客观上已是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因素。

2、关于恋爱、婚姻纠纷引发案件是否从轻处罚问题。

本案受害人提出终结与被告人的恋爱关系是被告人产生杀人的动机因素,但本案恋爱婚姻纠纷并不是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提出的对于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应考虑酌情从宽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政策也规定,对因邻里纠纷、民事、婚姻家庭关系引了的刑事案件,如果被告人赔偿得到受害人谅解情况下,才可酌情考虑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案件仅限于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案件。本案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形案件。

    3、关于民事赔偿是否从轻、减轻处罚问题。

虽然受害人提出终结恋爱关系是导致被告人产生杀人动机的因素,但终止恋爱关系是受害人的权利,受害人终止恋爱行为本身并无任何过错,在整个过程中,受害人并没有任何刺激被告人的言语和行为,也没有对被告人进行加害的行为,被害人对矛盾激化不负有任何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关于民事赔偿是否从轻、减轻处罚问题。刚才,被告人的辩护提出被告人家属表示积极赔偿,并已将十万元人民币交到法院,依法应减轻或从轻处罚。本代理人认为,辩护人提出的意见违反法律规定,不应采纳。根据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犯罪后积极赔偿只是量刑时的酌定从轻情节,而不是法定情节,但其前提必须是得到受害人的谅解。赔偿只是量刑时的酌情情节,不是法定的从轻情节,如果赔偿必然从轻,客观上起到花钱买罪的效果,这有失法律严肃性,对生活底层的犯罪人是不公平的。

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故意杀人一案,犯罪手段之恶劣,情节之严重,已达到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罪大恶极,惨无人道无以复加的地步。被告人杀人行为,不仅剥夺了受害人年轻的生命,而且剥夺了其家庭的幸福,使被害人的父母遭受到精神上巨大的打击,幸福美满的家庭破裂,家庭的温情瞬间荡然无存。代理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但构成杀人罪,而且是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列。虽最高人民法院已承诺对被告人不适用死刑,但对于被告人的这种灭绝人性的杀人行为,法律必须予以严惩,只有这样,才能抚平受害者家属心灵的创伤,才能更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生命权,才能体现法律打击犯罪的司法权威,也才能告慰被害人在天之灵。因此,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以还被害人公正,还社会和法律之公平,法律并不能让死者复生,也不能完全抚慰受害人亲属的心灵,但能体现社会的公正,作为受害人的亲人委托律师参与诉讼,其目的就是求得公平正义。本案中的受害人不仅是死者,也包括死者活着的亲人,并不要求得到同情,没有人希望被同情,只希望法律能承担其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希望作为法律代言人的法官,用判决体现出法律能够给予的全部正义。

 

    四、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这里的必然遭受的损失应该包括间接损失,对上述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可以概括为:凡属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原则上都应在赔偿之列,物质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必然损失。本案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受害人的母亲的赔偿请求中的物质损失,无论是因处理后事和配合司法机关调查产生的误工费用,还是因痛失女儿精神受到打击减少的营业收入,都是现实已经发生的,是必然发生的,并不是无法确定、无法计算和无法衡量的。可以说,没有被告人的故意杀人行为,这些损失是不可能发生的。受害方提供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确认书和挪威王国出具的税务核算清单,均已充分证明其经济损失。

(一)受害人母亲的赔偿请求。

    根据受害人母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起诉状和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其本人所在律师事务所确认函,莱洛.玛丽.本迪克森提出的赔偿请求共计三项: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7,820.00元;丧葬费人民币50,000.00元。收入及精神损失费3,774,100.00挪威克郎;在收入损失赔偿数额中包括因处理女儿后事及配合警方调查产生90天的误工损失。计算依据如下:

    1、因处理女儿后事等相关事宜请假误工直接经济损失和因精神打击无法正常开展律师业务减少营业收入总计为3,110,000.00克朗。

    确认书显示本迪克森在2010年(若为未受创伤)收入为2,363,760.00挪威克郎,附件1显示她在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收入递减情况:2010年约为360,000.00克朗;2011年约1,150,000.00;2012年约800,000.00;2013年约为800,000.00。总共减少的营业收入为3,110,000.00克朗。

    2、误工费367,860.00挪威克朗。

计算方式:误工天数X日平均收入额(每日的损失数额以2010年税务核算清单计算:第2.7.8项(营业收入和个人经营者的病假费1,425,240.00挪威克郎)、第2.1.1项(来自经营其他商业活动类似合伙公司的额外普通收入46,200.00挪威克郎)之和,合计1,471,440.00挪威克郎。以此收入额除以12个月X3个月。)

 3、丧葬费人民币5万元(最后按北京市2013年职工月平均收入六个月确定)。

在上述请求中,受害人母亲因爱女被害精神受到打击,而客观上减少的营业损失,在我国可以看作间接损失,在司法实务中可能不会得到支持,但应看到,本案虽在中国进行审判,但毕竟犯罪地和侵权发生地是在欧盟国家,在审理和判决中要充分考虑这一涉外因素,不能机械地按我国规定进行处理,应结合欧洲国家侵权民事赔偿法律规定和我国民事侵权赔偿司法解释精神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本案发生在不具有死刑的匈牙利国家,在案件协商管辖过程中,匈牙利国家提出案件如移送中国审判,中国必须承诺不违反匈牙利国家法律,不能判处被告人死刑。最高人民法院从尊重案件发生地国家法律和保证案件顺利审理角度考虑,向匈牙利国家检察院做了不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承诺决定。既然,我们能尊重他国刑事法律,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承诺,为什么在民事赔偿方面不考虑受害人国家的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规定。作为被告人及其家长,应当感谢匈牙利国家,更应该感谢受害人家长的宽宏,可以说是他们给了被告人第二次生命,生命是无价的,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在受害人生命面前,加害人及其家长还有什么理由进行讨价的?

(二)受害人父亲的赔偿请求。

撤销原起诉书提出的中国大使馆公证费用、墓碑、葬礼、赴匈旅费四项赔偿请求,保留第五项预计到北京旁听公审的机票及住宿费15,000.00挪威克郎。

           

                    代理人:北京学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学强

                                            2014年6月27日

 


】【关闭窗口
365bet官网 世杯投注365 tv
 :: 站内搜索 ::
 
 :: 点击排行 ::
·毒品常识什么是麻果,K..
·检察院刑事案件管辖范围
·李某某强奸案无罪辩护成..
·我所担任房山周某等十二..
·商业贿赂及法律责任
·刑事申诉书--李某挪用公..
·王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
设为主页  |  收藏本站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