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 首页 >> 精彩辩词 >> 文章正文
关于陈某某故意杀人一案不应核准死刑的律师意见书
阅读选项: 自动滚屏[左键停止]
作者:  来源:  阅读:

 

北京学强律师事务所

              关于陈某某故意杀人一案不应核准死刑的律师意见书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陈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经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刑初字第3736号《刑事判决书》,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刑终字第14号《刑事裁定书》,出了维持原一审判决的终审裁定

北京学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陈某某家长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陈某某故意杀人一案的死刑复核阶段的律师。接受委托后,本律师经过认真审阅原一二审的证据材料和一法院判决书及二审法院刑事裁定书,会见了被告陈某某经认真研究论证,本律师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直接故意杀人证据不足,被告人杀人行为不属于情节特别恶劣,不属于罪大恶极,虽判死刑,但立即执行显属不当,最高人民法院不应核准死刑。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严把死刑复核关,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裁定不予核准,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现将律师意见分述如下,请审查、采纳。

   

     一、认定被告人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结果证据不足

一、二审判决、裁定均认定“被告人陈某某用胳膊长时间猛勒被害人颈部,造成被害人窒息死亡,并在被害人呼吸、心跳停止后掩埋尸体并逃匿,可见其主观上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本律师认为,此认定理由不充分。

1、判决认定被告人杀死受害人后掩埋尸体事实错误。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记载:“土堆南侧路入口5米远处有一土坡,土坡上有石膏板碎片及砖块,土坡内露出一只右臂及头部右侧、、、、拨开上层沙土及石膏板等杂物,露出一具完整尸体、、、、”此记载与被告人陈某某交待完全一致。此内容证明尸体根本没有掩埋,只是遮盖。

2、被告人致人死亡后的尸体处置行为与行为时主观故意内容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行为人致人死亡实施行为时,主观上可以是希望追求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也可以是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行为人在实施伤害时意外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伤害故意。这几种主观故意内容导致他人死亡结果后,均会发生行为人掩埋尸体并逃匿的行为。因此,犯罪人致人死亡后处置尸体的行为,并不能决定犯罪事实的性质。本案中,被告人在被害人呼吸、心跳停止后掩埋尸体并逃匿行为与被告人主观故意内容没有必然联系,证明不了被告人主观上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被告人在发现受害人死亡结果发生后,所谓将“尸体掩埋”并逃匿行为,是犯罪人犯罪后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自然反映。何况被告人用石膏板盖上后在石膏板上洒上少许碎土行为,是一种遮挡尸体行为,而不是掩埋,这种遮挡行为,是不能避免尸体被发现的。按照中国传统,人死亡后是不能见光的,被告人用石膏板将遮盖,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与碎尸灭迹挖坑深埋掩饰犯罪是有区别的。

  1. 被告人供述和卷宗证据及两次庭审情况,难以证明被告人使用卡脖子的方法致使被害人死亡具有直接杀人的故意。从被告人十余次的供述中,被告人致人死亡后心态是复杂的,有怨悔交集,同时也有对受害人的眷恋,因此其供述也是多样的。在卷宗中被告人陈某某在公安机关存在12份供述,在犯罪动机和目的方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供述。有在作案后后悔到绝望情况下,为加重自己罪行获得判处死刑结果,编造的大量不存在的事实的供述。如在老家知道受害人要分手后,就决定回到北京后将受害人杀死并用汽油灭迹,编造了为达到杀死受害人死亡的目的,事先到现场进行踩点,实施杀人时用胳膊将受害人勒到死亡后,怕受害人不死,又用砖头猛砸受害人头部等谎供。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否定了此供述的存在。也有证明被告人不具有杀人故意的供述,如在2013327日在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第一次供述和2013513日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第二次供述。主要内容是:被告人与受害人系同居恋人关系,平时关系较好,后曾因受害人嫌弃被告人没经济入而与发生口角,在被告人回老家探亲时,被告人通过与受害人电话聊天,感觉受害人可能有人了,便赶回北京与被害人面谈。2013318日凌晨,被告人发现被害人下班后与一男子在饭馆吃饭,便劝被害人回家休息,被害人在与被告人返回住处途中,受害人与被告人发生争吵,并用“爱和谁睡就和谁睡不用你管等话语刺激被告人,将被告人激怒。为制止被害人辱骂,“被我用胳膊勒住受害人的脖子,一紧冯丽男就不吱声了,一松开她又开始骂,后来我就使劲勒她的脖子,往后边小胡同里拖,拖了有三、四米远,我感觉到冯丽男的身体软了,我用手试她也没有呼吸了,心也不跳了,我就感觉她已死了,我就害怕了,我就把她拖到土堆那,用石膏板和碎石和土把尸体盖住了。在勒受害人脖子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在办案人诱导式问讯下,被告人也曾承认过目的就是要故意杀死受害人。本律师认为。在办案人诱导式提问下,被告人做出的承认杀人目的的供述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认定被告人直接故意杀人的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证据采信原规则,被告人的口供是认定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故意内容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必须要结合全案客观事实分析认定。本律师认为,被告人勒受害人致其死亡,其主观故意介于故意伤害和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之间,并不存在希望和积极追求受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主观故意。

首先,被告人与受害人间不存在剥夺生命的客观基础。被告人与被害人相识后建立恋爱关系,关系密切,感情甚好,已达到同居程度。被告人从老家回到北京找受害人,是让受害与其保持和发展恋爱关系,最后达到结婚建立家庭目的。案发前和案发时被告人毫无杀死被害人的意图,只是试图劝说受害人同意保持恋爱关系。

其次,被告人找到受害人后,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与其进行沟通,并没有携带任何杀人工具。从作案手段和所采取的方法上看,被告人没有直接杀死受害人的故意。被告人使用的方法是极为普通的常人打架时用的勒脖子,没有使用任何工具,如想杀人的话,完全应当准备刀棍等工具。

根据刑法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致人死亡的后果,希望并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的,是直接故意杀人罪。犯罪人用足以致人死亡的工具,刺打足以致人死亡部位,致人死亡的结果发生是必然的,受害人未死亡是偶然的。在此情况下的杀人,对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来说,对自己的行为必然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是明知的,其主观故意内容是直接故意。而本案中被告人用胳膊勒受害人的脖子是可能造成他人死亡,不是必然会造成死亡。对非经专业训练的常人来说,使用胳膊勒脖子方法致人死亡的概率是很低的,致受害人死亡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被告人用胳膊勒受害人致其死亡,主观上的预见性和明知度是很低,判决中对被告人积极追求受害人死亡结果的认定是错误的。

纵观全案过程,本律师认为,被告人在第一次供述中说“勒受害人脖子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符合被告人当时复杂的心态。其当时是泄愤教训受害人和不计后果的放任行为之间。当两种故意界限不明显不易区分情况下,应本着对被告人有利的法律适用原则,按照相对较轻的故意伤害性质确定刑罚。

 如果认定此案性质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告人的手段不属于“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判处死刑的情况;如认定被告人作案时系间接故意,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比直接故意相对要小,间接故意致人死亡犯罪,与有预谋的直接故意杀人犯罪有本质的区别,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一般情况下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要注意严格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杀人与间接故意杀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同的,在处刑上也应有所区别。间接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虽然都造成了死亡后果,但行为人故意的性质和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区分犯罪的性质和故意的内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处死刑的做法是错误的”。    

    

被告人主动坦白交待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虽系恋爱纠纷引发,且被告人陈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本律师认为,此认定理由错误。在全部卷宗中和法庭调查及判决裁定中,均没有“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的事实和情节,判决和裁定也没有说明不足以从轻处罚理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从侦查情况看,被告人陈某某坦白程度是相当主动的,应当说是在公安机关未掌握其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主动承认的。本律师在会见被告人时向其了解被抓获过程时,陈回答内容是:27日当天,陈到受害人住的酒店,看见酒店门前有公安的警车和公安人员,知道受害人被害事实已被发现。返回被抓的住处后,听到外面有警车声音,已意识到可能被抓,但其并没有逃跑,当公安人员敲门时,被告人便将门打开,公安人员问你是不是叫陈某某,知道找你什么事吗?陈当即回答是因把对象冯丽男杀死了。此时,公安人员并没有发现被告人包里的受害人物品。根据卷宗反映,案发后被告人到案前,公安机关在现场未收集到任何证明被告人犯罪时留下的指纹、足迹、血迹等有价值的物证,在被告人被抓前仅收集到一份如家酒店孙红梅证明的被告人曾到如家酒店打听过受害人情况的证言,可以说在被告人承认犯罪前,公安机关并未掌握被告人涉嫌杀人犯罪的事实,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明被告人犯罪的直接证据,如被告人不承认犯罪事实,公安机关难以破案,司法机关也难以对被告人起诉和审判。被告人有罪的供述,是本案侦破的关键。正是被告人的主动坦白供述,公安机关才得以及时侦破这起重大犯罪。对于这样的坦白情节,在量刑方面应予考虑。 

从坦白的时间上,被告人作案后见到办案人员当时就承认了将受害人勒死的犯罪事实。

从坦白和程度上,被告人到案后坦白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虽然被告人为了加重自己的罪行,以求速死解脱,编造了预谋杀人的不实供述,但对勒死受害人的事实始终承认。

从坦白的主要犯罪事实稳定性上,被告人无论在侦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两次法庭审理中,始终承认勒死受害人的犯罪事实。

从到案和到案后的各诉讼阶段表现上,被告人是悔罪的,是配合司法机关办案的。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到案经过材料,证明被告人“在到案过程中,始终予以配合,无反抗、抗拒、逃跑等违法行为。”“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杀害冯丽男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被告人主动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迅速、顺利地破获案件的行为,属于坦白交代犯罪事实,因而是其认罪态度好悔罪的明显表现,反映了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是特别严重。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可见,主动坦白属于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坦白与认罪态度好,均是可以对犯罪人予以从宽处罚的法定和酌定情节。因此,即使对被告人依法应适用死刑,也应考虑其坦白交代犯罪事实与认罪态度好而对其从轻处罚,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本案不是预谋犯罪,而是临时起意激情犯罪

    根据卷宗材料和庭审调查情况,证实本案是因被告人是一时冲动偶发的激情犯罪,被告人是在与受害人争吵过程中,因受害人对其进行辱骂,将被告人激怒才用胳膊将受害人勒死的。被告在将被害人勒死前没有向一般的刑事犯罪那样,经过犯意阶段、准备策划阶段、准备犯罪工具,最终实施犯罪行为。较之那些对不特定的对象实施无端杀人行为,或者杀人后毁尸、破坏现场、逃避侦查等等行为,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是较轻。预谋的犯罪无论从主观恶性和认罪悔罪方面,都比临时起意激情犯罪的危害性大。被告人虽然因一时冲动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死亡这一无法逆转的后果,但就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与预谋杀人的案件而言,情节是较轻的,量刑时应有所考虑,特别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时更应审慎注意

    、受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对矛盾的激化起到直接作用。

本案中,被告人与受害人是恋爱关系,且已达到同居程度。被告人对受害人的感情是真实认真的。但受害人却不珍惜这份感情,感到被告人的能力满足不了自己经济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对被告人产生嫌弃之念,经常嫌被告人挣不来钱,在社会上无能力,甚至以被告人性无能来辱骂刺激被告人。更为严重的是,在二人没有真正终止恋爱关系情况下,受害人趁被告人回老家不在京之机,与其他男人私会并达到欲处男女朋友程度。在被告人返回北京试图与其保持恋爱关系后,受害人并不是理智地处理双方关系,而是采取刺激、辱骂方法对待被告人热情的期待。特别是在被告人在午夜发现受害人与李某到饭店交谈时,被告人克制自己情绪,好言相劝让其回店休息。此时受害人不但不知悔悟,反而拒绝被告人相劝,说愿和谁睡就和谁睡的话语羞辱刺激被告人。在与被告人返回店里途中,受害人仍不住对被告人进行辱骂,将被告人激怒,用胳膊将受害人勒死。以上事实证明,受害人在此案中确有一定的过错,其过错程度虽相对较小,但却对矛盾激化起到直接催化作用,并直接促成受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的直接责任如果受害人在与被告人感情纠纷发生后,妥善理智地解决与被告人的感情问题,不对被告人进行辱骂,本案的惨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如果“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纪要》之所以要将“有明显过错”和“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并列加以规定,是因为前者侧重于强调过错的程度,而后者则侧重于强调激化矛盾、引发犯罪的责任大小;即便被害人一方只有轻微过错甚至根本无所谓过错,但只要其对于激化矛盾负有直接责任,一般对被告人也“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本案中,受害人的过错虽然相对较小,但其对于矛盾的激化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并直接促成受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的直接责任被害人过错虽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死刑的适用,但对是否对被告人立即执行却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客观上起到抑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作用

     

、本案属于恋爱婚姻矛盾引发的案件,虽判死刑,但不应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因婚姻家庭矛盾而引起的杀人、重伤案件,其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具有特定性和局限性,行为往往带有突发性,危害结果发生后犯罪人往往会醒悟悔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再次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第35条明确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注重发挥死缓制度既能够依法严惩犯罪又能够有效减少死刑执行的作用,凡是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一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被告人家属积极表示经济赔偿。

本案受害人家属虽拒绝被告人亲属赔偿意愿,但并不能说明被告人不积极赔偿,被告人的父母是普通的农民,体弱多病,家中生活困难,但其为了表达对受害人的愧疚,多次找到受害人父母,表示赔偿,被告人父母已将自己的住房和土地变卖,筹集到部分赔偿款额。但受害人父母在痛失爱女悲愤心情下,抱着“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错误观念,放弃赔偿请求,强烈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在一、二审审理中,承办法官曾多次试图进行调解,争取受害人亲属做出谅解的意思表示,法官也对被告人的家属表示,只要受害人家属同意接受赔偿,就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最后在受害人父母拒绝接受赔偿情况下,法院从维稳息诉角度考虑,对被告人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错误判决。

本律师认为,本案中受害人亲属虽表示对被告人剥夺其女儿生命的行为不予谅解,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并立即执行,但受害人是否谅解并不决定被告人是否死刑或立即执行决定犯罪人刑罚的是案件基本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民愤”、“舆论”不属于量刑情节的范畴,其不应该影响量刑,特别是不应该为了平息“民愤”、“舆论”而顺应“民愤”、“舆论”,违反刑法罪行法定原则判决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法律和司法判不能受害人情绪和舆论左右,法律不能被受害人的情绪绑架,对犯罪情节不应判处死刑或不需要立即执行的案件被告人,即使被告人不谅解,民愤和舆论再大也不能加重对被告人的刑罚,特别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否则,法律将会失去公平、公正、正义和尊严。本律师认为,一、二审法院为平息受害人家属情绪,单纯强调所谓的维稳而判被告人极刑立即执行的做法,是严重违法的。

 

  • 被告人犯罪性质不属于情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情形。

     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可见,罪行极其严重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实质适用条件。纵观本案全部情况,本律师认为,被告人陈某某犯罪事实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不符合死刑立即执行的法定条件。理由如下:

1、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但其行为性质并非极其恶劣

    从一二审的法庭调查及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本案是一起普通杀人案件,死亡人数仅一人,且没有碎尸毁灭尸体行为。按公安机关故意杀人立案标准,本案属于杀人致死的重大案件,在致人死亡案件中是最轻的。刑法及司法解释关于死刑立即执行解释中的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的应剥夺其生命的情节,是与同类案件相比较而言。如杀害多人、在公共场所杀人、绑架杀人、杀人后焚尸碎尸等故意杀人。

2、被告人虽致受害人死亡,但所犯罪行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了社会危害后果不属于特别严重

根据一、二审判决裁定书认定的事实,被告人陈某某致人死亡情节并不恶劣,手段并不残忍。在手段上是常见的杀人案件中最轻的,被告人没有使用任何犯罪工具,只是使用勒脖子的方法致受害人死亡,而这种方法致人死亡的可能性较使用工具可能性是较小的。

  1. 被告人虽属累犯,但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属于极大,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必要。

    根据一、二审判决和裁定,累犯是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主要理由之一。一审判决认为:“陈某某曾因犯罪两次被判处刑罚,仍不思悔改,再次犯罪,反映出其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大,本案虽系恋爱纠纷引发,且被告人陈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二审裁定认为:“上诉人陈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陈某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本律师认为,上述判决、裁定理由错误,违背刑法罪刑法定量刑原则,判决、裁定认定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及全案情况,均反映不出被告人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和罪行极其严重。

被告人是累犯,累犯只是从重处罚的情节,不是加重处罚的情节,更不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法定情节从重不能脱离案件事实无限从重,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重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限定内判处较重的刑罚”。法定刑的限定内可能存在无期徒刑、死刑等多个刑种,如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被告人判处死刑其本身就是已经体现从重处罚如果被告人陈某某已达到适用死刑而没达到立即执行的程度,不被告人有法定从严的情节从重处罚而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这样是违背我国“保留死刑,限制死刑,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死刑原则精神。累犯是能说明被告人主观恶性,但并不能完全证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中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认定,要通过全案的情况综合分析认定,不能机械地将法定范围内的累犯从重处罚情节,做为判处剥夺其生命死刑立即执行的理由。

通过卷宗材料和一二审庭审调查情况证明,本案无论从案发地点,还是作案手段上还是致人死亡后尸体处置上,本案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主观恶性特别恶劣的犯罪。 刑法及司法解释关于死刑立即执行解释中的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的应剥夺其生命的情节,是与同类案件相比较而言。如杀害多人、在公共场所杀人、绑架杀人、杀人后焚尸碎尸等故意杀人。

被告人前罪性质上,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属于极其恶劣。被告人之前所犯的是一般抢劫罪,犯罪情节轻微,没有对他人身体进行伤害,社会危害不大,因此被定抢劫罪,被判处抢劫罪件中最低的刑罚;被告人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情况下主动坦白全部犯罪事实具有真诚悔罪表现,证明其主观恶性并不是极大;从犯罪动机上,是因婚姻恋爱民间纠纷引发的激情犯罪案件,受害人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以上情节,证明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上不属于极其严重的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标准。

4、在从轻从重情节并存情况下量刑的取向。

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某既有累犯从重情节,又有坦白法定从轻情节和诸多酌定从轻情节。本律师认为,对被告人的决定刑罚特别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刑罚时,首先要考虑对被告人有利的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情节遵循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具有法定应当从宽(包括应当从轻和减轻)情节排除死刑或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具有法定可以从宽(包括法定可以从轻和减轻)情节原则上排除死刑或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的原则,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法发(2007)11号文《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明确规定:“对具有法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对具有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节,原则上依法从宽处理。本案不存在其他必须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特殊情节,因此,对被告人应从宽处理,绝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5、被告人虽被判处死刑,但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范围。

    被告人的行为虽属罪行严重,同时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但鉴于其具有主动坦白法定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综合考虑,应“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从而对其依法从宽处罚,适用死刑缓更为合适。从贯彻和坚持“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发,综合考虑全案情节,依法改判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综上所述,被告人的致人死亡的罪行虽属严重,但被告人的作案的手段不是特别残忍,情节不是特别严重,不属于罪大恶极。且有主动坦白认罪、确有悔罪表现、间接故意犯罪、受害人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等多方面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定或酌定情节与因素,被告人完全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从贯彻和坚持“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发,体现“死刑限制适用”的司法理念。综合考虑全案情节,依据刑法第四十八条“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对被告人陈某某死刑立即执行裁定不予核准,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给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张显法律与人性的宽容。

                              北京学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学强

                                            2014717

 

 


】【关闭窗口
365bet官网 世杯投注365 tv
 :: 站内搜索 ::
 
 :: 点击排行 ::
·毒品常识什么是麻果,K..
·检察院刑事案件管辖范围
·李某某强奸案无罪辩护成..
·我所担任房山周某等十二..
·商业贿赂及法律责任
·刑事申诉书--李某挪用公..
·王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
设为主页  |  收藏本站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